手语，就本质来说，是聋哑人使用的语言，也是一部分健全人、重听人与聋哑人打交道时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无声语言。和有声语言一样，手语也有语言的基本特性，比如它是社会现象、是交际工具、是思维工具等。

因为使用的人少，手语使用者客观上成为了社会中的“非主流”人群。不了解手语的健全人，看到会说话的人打手语，会感到迷惑不解；而看到纯粹的聋哑人用手语交流，更会觉得好奇新鲜。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人打起手语，多人侧目而视。这样，打手语的人无形中就被置于一种“表演者”的地位，感觉好象在舞台上展示自己说话的过程一样（实际上他并不想展示），心理上会感到尴尬、拘谨、紧张、恼怒，从而影响与旁人的交流。

对于使用手语的人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法的确如江小姐所说，是坦然面对，可以适当地采用一些心理自我调节的方式，如想“你看我什么，我会手语，你会吗？一群文盲啊”。很多聋人经过多年的使用手语体验，已经完完全全地习惯这种语言方式，接受它带来的各种心理感受。但还是有一些聋人，特别是性格内向的聋人，在心理上对健全人所谓的“异样”眼光十分介意，深怀抗拒，其结果是既影响自己心情，又妨碍了同他人的交流。总之，聋人，甚至重听人，和健全人交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放下面子，不怕打手语，不怕笔谈，不怕话说得不好被取笑。这是每个聋人都应该明白的。

而从健全人的角度看，又如何呢？作为生活在健全人圈子中，同聋人也有很多接触的重听人，我的体会是：健全人的异样眼光总会带给聋人不舒服的感受，但聋人往往没有深刻思考过健全人的这种行为（姑且称之为“围观行为”，不一定指围起来观看，也指眼神围观）背后隐藏着什么动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围观行为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健全人完全出于对手语的不了解，看见聋人手舞足蹈地比划，觉得好奇。看见手语打得好看的，不觉多看两眼。看见动作滑稽可笑的，不禁莞尔，觉得手语这东西真好玩。他们通常没有考虑自己的反应对聋人带来的心理感受。但“不知者不罪”。此其一。第二种是歧视手语、恶意取笑。“聋子”、“哑巴”等词汇一向是骂人的词汇，带有侮辱的含义。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是“哑巴”，难免会遭到一些素质低下者的嘲笑。如果说聋人只是生理上的残疾，而且相对于肢残、盲人来说，是一种“美丽的残疾”，那么那些人就是心灵上的残疾。对待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视若无睹。

在此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对聋人抱歧视态度的人都通过“围观”这一方式体现出来。有的人心理冷漠、自私，外表上表现为对聋人不屑一顾。他们不看聋哑人打手语，好似对他们很尊重，但真正生活中要和聋人打交道，他们的方式却多半是推脱回避。
总之，围观不一定是歧视的表示，不围观也不一定是尊重的表示。

中国是个有“围观习惯”的国度。对残疾人、形体丑陋者、囚犯、外国人等，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围观传统。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就曾旗帜鲜明地抨击过看客的麻木和愚昧。围观源于几千年来封建而封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市民习气、市侩习俗。可以举例佐证：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对聋人、外国人等的围观现象相对较少。而在武汉、成都等内陆城市则较严重。至于在经济不发达风气不开放的城镇乡村，习惯势力顽固，很多事情被人们视作另类。

记得小时候看电视《戏说乾隆》，清朝中期一个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乡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黄头发蓝眼睛人高马大的外国人，十分好奇，跟在马后面指指点点，传教士心里很别扭。看到传教士没反应，胆大的孩子围上去不停地取笑挑拨这个“怪物”，传教士终于发火了，拔枪威胁，但愚昧的村民们不知枪为何物。待到传教士开枪打死了人，大家才惊惶逃窜。这时正在酒肆喝茶的乾隆爷便挺身而出力战黄毛妖怪，担当了一回爱民救民的明君角色。看完这个故事，我们能单纯地说乡民们是无辜的吗？我们能单纯地说传教士是凶残的吗？我们能单纯地说乾隆皇帝是英明的吗？都不能。事实上，从古到今，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无不为中国人浓重的围观情结感到苦恼，认为中国人总喜欢盯着他们瞧，嘻嘻发笑，是不礼貌的表现。他们对中国人如此大惊小怪感到奇怪。因为西方的文化和我们是不同的。西方讲究个人空间，即使是在公共场合，也不能彼此靠得过近。在地铁里，中国人看见身旁的人在看书看报，会习惯地斜瞟他正在阅读的内容。而外国人是视这个动作为无礼和侵犯隐私权的。可见，文化的碰撞是冲突的根本原因，健全人和聋人也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才能化戾气为祥和，手语问题才不成其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