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东在《手语有独特的语法吗？——兼与赵锡安老师商榷》（《特殊教育》95年第2期）中认为，手语没有独特语法，“聋人打混乱错误的手语”，“那只是病句，是错误，应努力清除”。手语到底有没有独特的语法？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手语的本质，看手语是不是语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的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如果确认手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那么它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法结构”（即语法）和“基本词汇”。因此，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是手语是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手语是不是语言？这个问题争论很久。语言学家沿用传统观点否定手语的语言地位，不少聋教育专家和手语专家则认为“手语应该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堪称中国聋人手语权威的《中国手语》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手语“作为一种语言，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聋教育专家和手语专家把手语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是因为手语和人类其他语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具备了语言的资格。

首先，从语言的社会本质来看，手语既是聋人重要的交际工具，又可作为思维的工具。手语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个人现象，它因为聋人群体的存在而存在，因为聋人群体的发展而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手语作为聋人之间的重要交际工具，已得到社会的允许和认同，并且广泛应用于聋人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另一方面，手语也可充当聋人的思维工具。有事实证明，未经语言训练的先天聋哑人完全具有抽象的“数量”概念，会制造和改进劳动工具，能同正常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还知道多劳多得（一种推理过程），具有理性认识，有思维活动，有思想，但是他们没有有声语言，他们所借助的思维工具主要是手语。笔者在监考中也经常发现，聋生在答题时往往边打手势边思考，类似健听人思考问题时往往自言自语一样。

这里，聋生思考问题时主要是通过手语实现的。可见，手语是聋人思维的物质外壳。当然，至于聋人运用手进行思维的生理机制，还有待于心理学家进一步探索。

其次，从语言的结构本质来看，手语与有声语言有着相似的结构特征。有声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手语虽没有语音，但它有语形，即手的形状、位置、运动及脸部表情等。手语是形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里，它有自己独特的语形、词汇和语法系统。语形是手语的物质外壳，它由人们的手和脸以及有关的身体部位发送，通过视觉器官加以感受。词汇是手语的建筑材料，它也有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有自己独特的构词方法，如指点、摹形、象征、会意、假借、合成等。手语语法是将一个个有义的手语词有规律地串连起来，如果手语没有语法，那么手语词的排列组合会随心所欲，捉摸不定，不同的聋人打的手势不一样，谁也看不懂谁的手势，起不到手语的交际作用。手语的语法规则是约定俗成的，不是哪一个聋人制定的，更不是健听人帮助设计的，是在社会交际中自然形成的。当然，由于聋人的地位过去并不很高，对聋人手语语法的研究还开展得很不够，但也不像孙老师所说的那样，“仅以上几个句型来说明手语有独特语法”，事实上已经有人从语素、词、句子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如沈玉林就对中国手语词进行了比较细的切分，指出手语中最小的、有意义的构词单位是手语语素。手语语素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构词方面与汉语词没有必要的对应规律，如词语“冰”，汉语语素只1个，而手语语素是2个，即由两个手式组成。如果否定手语语素的特点，机械地模仿汉语构词方式，结果只能使聋人无法理解和接受。（沈玉林《中国手语语素分析》，《特殊教育研究》1993，1）有人通过观察指出，手语词类有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副词、连词、介词、助词等，但不用量词，没有叹词，而且词的兼类现象较多。手语句子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句子成分，有主谓、主动宾、主动补等句子结构，有宾语前置、定语倒置、状语倒置、省略介词等常见特点。（蔡浩中《简论聋人手势语的构成要素》，《现代特殊教育》1994，1）

由此可见，手语在社会本质上和语言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既是聋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可充当聋人的思维工具；在结构本质上，手语和语言也相似，它是一种形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它有自己的“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手语符合语言的本质特征，具备语言的资格。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作为聋人重要交际工具的形义结合的独立语言。手语和语言的主要区别只不过是有声与无声而已。

孙老师指出“手语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手语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把手语当作语言的代用品，这是继承了传统的语言学观点。

首先，语言学家否定手语的语言地位，是因为受到了历史的局限。在历史上，聋人和其他残疾人一样一直受到社会的轻视和排挤，特别在古代欧洲社会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受肉体上的灭绝。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更谈不上手语的合法地位了。直到近代社会，特别是聋校的创办，聋人手势语逐渐得到接受和容忍，但也只不过局限于少数慈善机构这个小圈子里。我国对聋人的手语规范研究工作开展更晚，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正式开始。1958年中国聋哑人福利会组织“中国聋哑人手语改革委员会”，首次开展全国手语规范工作。第二年整理了我国第一本手语书——《聋哑人通用手语图》（共四辑），但收入的词汇只有2000个左右。真正对聋人手语进行广泛的研究那只是近几年的事。我们知道，语言的研究必须遵循“从观察言语入手，注意言语中表现有大量的，普遍的语言事实”的原则，语言学家由于受到历史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对聋人的手语进行大量搜集、观察，不少语言学家著作中提到的手势甚至不是聋人的手势，而仅仅是人们说话的一种伴随语言。例如，一提到聋人手语是不是语言时，引用最多的是斯大林的一段话：“所谓手势语言的意义——由于它极端贫乏和有限——是小得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不能是这样或那样地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讲话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其实，斯大林这里说的“手势语言”根本不是聋人手语，而是人们说话时的一种伴随语言（又称“体态语”）。这种伴随语言只是人们说话时的一种辅助手段，没有自己的“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当然算不上语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聋人手语随着聋人社会地位的进步，将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受。语言学家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殊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会对聋人手工艺重新加以认识的。

其次，从手语的起源来看，它和人类语言一样也是起源于生产劳动，但它先于人类的有声语言。在人类有声语言产生以前，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主要是靠简单的指点交流思想。在人类产生语言后，手势并没有消失，反而弥补了语言无法表达的某些内容。在聋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手势表达能力越来越强，表达的内容也慢慢从具体向抽象过渡，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形、词汇和语法。可见，手语并非在人类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孙老师所说“语言是手语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不符合手语起源说的。此外，从先天聋人在学习语言之前即“不以语言为基础”也可以进行交际也可以找到补证。如聋人没有学习“汽车”这个词，但会通过手势表达这个词的意义，并且可以表达“汽车来了”、“坐汽车”等更复杂的内容。

第三，手语也不是语言的代用品。手语有自己的独特特点，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受到其它语言的影响，正如汉语的发展要受到西语的影响一样，这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中国手语在语形上模仿汉字结构，在句法上向汉语靠拢，等等，这些并不是说明“手语是语言的一种‘变体’”，而恰恰是手语为了发展和丰富自己的需要。我们不能以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模仿、借用，而否定这种语言的独立性，把它说成是另一种语言的代用品。

上面的事实已经证明手语是独立的语言，因此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语法，它按它约定俗成的规则组织手语词。手语句子在健听人看来是病句，因为它不符合健听人的语法习惯，而在聋人之间看来很正常，很习惯，并不影响他们的交际。有人曾做过一个试验，他请一个写话很不通顺的高年级聋生，用手语告诉聋生：“你洗脸间打水老师壶。”这位学生看明白了，马上去洗脸间打来一壶水。后来，他又找来一个同样的学生，这次他没用手语，而是写了个条子：“你洗脸间打水壶。”这位学生看后，点点头，很快地打来了一壶水。（周文彬《手势、手势语、手语》，《特殊教育》1993，1）这里老师打的手势、写的句子都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律，但聋生看懂了，因为符合聋生手语语法特点。因此，我们不能用汉语语法去套用或评价聋人手语，轻意指责它是“混乱错误的”，“是病句”，甚至还要“清除”，这正如我们不能说只有汉语“我在教室里读书”才是正确的，而英语“I’m reading in our classroom”（我读书在教室里）是混乱错误的一样。当然，手语对聋人学习和掌握汉语语法有一定影响。但造成聋人汉语书面表达上的颠倒现象，正如聋校语文教学专家季佩玉先生指出的那样：“手势语有一定影响，但非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他没学好汉语。”（季佩玉《浅谈聋人手势语的研究》，《特殊教育》1988，4）也就是说，要解决聋人学习汉语句子颠三倒四的问题，必须从聋生学习汉语本身入手，下苦功夫花大力气真正学习和掌握好汉语书面语表达习惯。